鏤雕，是中國古代玉器制作最重要的工藝之一。所謂鏤雕，就是在玉料上把地子局部或大部分剔空，虛實相襯地突出玉器的主體紋飾或造型輪廓，具有很好的裝飾效果，其很可能源于鉆孔工藝。玉器的鏤雕工藝在新石器時代就已出現，此后發展延續數千年。下面筆者對史前至明清各主要時期的出土玉器進行考察，以分析歷代鏤雕工藝的特點及制作情況。

新石器時代是鏤雕工藝發展的起萌階段，鏤雕玉器數量較少，且皆為單層紋圖，鏤空處多不甚規整。從大量考古資料上看，新石器時代玉器鏤雕的技法主要有兩種：一、以砣（磨）具為主要制作工具進行磨制鏤空的砣磨法；二、以鉆具（實心鉆、管鉆等）、線具等結合鏤空制作的鉆切法。這兩種技法也是以后歷代鏤雕制作方法的基礎。

良渚文化玉器的鏤雕，多以鉆切法制作。鏤雕時，先按照構圖設計，以鉆在需鏤空處打一個或數個定位圓孔，再用質地柔韌耐磨的植物荊條或動物筋、皮制成的線具穿過圓孔，抹上潮濕的解玉砂，然后手工在玉器兩側來回拉動線具，把多余的玉料拉搜去掉。如浙江余杭反山16號墓出土的冠狀玉飾（圖 1-1），高5.27厘米，上寬5.4厘米，中寬10.34厘米，下寬6.3厘米，厚0.4厘米。玉質沁為黃白色，夾淺灰色筋狀條斑。整器略呈“中”字結構，鏤雕與線刻技法結合，表現神人、獸面紋，中部為獸面紋，透雕重圈眼，橢圓形蒜頭鼻，寬嘴獠牙，下肢做蹲踞樣。鏤空部位不甚規整，鏤空面有縱向線痕，可能是線具拉搜（圖1-2）時留下的痕跡。

紅山文化玉器的鏤空，多見于扁片狀勾云形玉佩之上。磨具或結合鉆在器表兩面進行反復對磨，直至把玉器磨透出現空洞，再對空洞邊沿加以修整而成。因此，紅山文化玉器鏤空處邊沿多呈刃狀。如內蒙古巴林右旗蘇達來遺址出土的勾云形玉器（圖2），高11.8厘米、寬12.5厘米、厚0.8厘米。墨色，摻雜有白色、褐色云片狀和塊狀斑點，表面磨制十分光滑。磨刻的紋飾線條整齊而流暢，四周圓潤且向外翻卷，周邊外緣圓鈍抹斜，中心鏤作盤卷勾云形，鏤空邊沿呈“薄刃狀”。上側邊沿有一鉆孔，正、反兩面均按器物的造型和紋飾琢磨出凹凸分明的裝飾線。

鏤雕的鉆切法自新石器時代至清代歷經數千年，基本流程卻沒有什么變化。如清人李澄淵在《玉作圖》中所云：“凡玉片宜作透花者，則先以金剛鉆將玉片鉆透圓孔后以彎弓并鋼絲一條，用時則解鋼絲一頭，隨將絲頭穿過玉孔，復將結好絲頭于弓頭上，然后用浸水沙順花樣以鎪之，如木作彎鋸鎪花一樣。” 可見，明清時期的鏤雕工藝與良渚文化時期的基本流程是相近的。但由于社會的進步和科技的發展，鏤雕工藝和工具也不斷變化，所以歷代玉器鏤雕的具體步驟和工藝痕跡會有一定的差異。

殷商、西周時期，人們已經制作了青銅工具，并運用于玉器的制作之中，所以此期鏤雕玉器數量增多，且鏤空部位較新石器時代規整，切面也較平直。多先以青銅質鉆具加蘸解玉砂在器內適當位置打一個定位圓孔，再由青銅質地的鋸條進入圓孔，反復鋸切成形。如山西洪洞西周墓5號墓出土的玉飾（圖 3），直徑5.2厘米，黃白色，半透明，有光澤，扁平體，為盤龍咬尾形。器內用鏤空紋飾配合器表線紋，以突顯紋飾，鏤空部位多為由上大下小的漏斗狀圓孔和漸窄的條狀部位連接構成的“逗點式”鏤空。商代玉器的鏤空皆在邊緣施用，而西周較多位于玉器內部。

鐵器的廣泛應用，有利于琢玉工具的改革。戰國、漢時期開始以鐵質管鉆打孔，絲鋸為弦的搜弓取代普通的鋸條拉切，且鏤雕前多用陰刻細線打稿，拉搜切割后又多以金屬擦條將鏤空處擦磨整修。所以，此期玉器的鏤空部位增多，形狀多樣，但仍皆為單層紋圖。鏤空處邊緣犀利、規矩，孔壁光滑、垂直，兩面孔徑幾乎相等，兩面對鉆留下的臺痕已不多見。如湖北隨州曾侯乙墓出土的連環龍鳳形玉佩（圖4），長9.5厘米、寬7.2厘米、厚0.4厘米，灰白色，褐色沁，全器各節鏤雕成龍、鳳形。鏤空處布局繁密、形狀多樣，鏤雕內壁如峻壁峭立、邊沿棱角分明，玉飾剔透玲瓏，卷折自如。無論從構思或雕工來看，都是一件上乘之作，是鏤雕玉器的典范，堪稱戰國玉雕的精品。

上述之搜弓，是古代玉器制作的重要工具，在戰國時期就已經開始被使用，其狀如弓，弦用金屬絲鋸制成，一端可以解系。鏤雕時，將玉固定住，用手握住弓的一端可反復拉鋸。搜弓的出現，將新石器時代以來的徒手拉切搜空，發展為簡易的鋸切設備，是玉器鏤雕制作史上的一次革命。

宋朝是玉器鏤雕制作史上一個極為重要的時期。宋代的鏤雕工藝，是戰國鏤雕玉器以來的一次突出的繼承和發展，它以巨大的藝術魅力，影響到遼金元明清幾代玉器的鏤雕風格。宋代玉匠除延續戰國以來傳統的鉆切法制作的單層紋圖透雕外，又將之發展為多層鏤雕，也為此后的立體鏤雕工藝提供先例。此期多層鏤雕作品器型豐滿、構圖精巧、層鏤細析，題材多為龍穿云、鳳穿花、鶴鹿松竹等題材。這類玉器多以數個層面組合，上層為主題紋案，其下襯以交錯的枝葉和卷云，上下層紋飾交搭相連，立體感較強。如陜西西安交通大學出土的一件松鶴龜鹿紋玉佩（圖5），高6.2厘米、寬5.4厘米、厚0.7厘米，白玉泛黃。玉佩呈立式卵形，底部略平，主要以鏤雕表現圖案。石頭間有松、竹、靈芝，左下雕有一龜，臥于石上昂首張口吐出祥云，正上雕有一只展翅飛翔的仙鶴，右下雕有一只回首仰望仙鶴的走鹿。

遼代玉器中，至今未見考古出土的多層鏤雕玉器，但單層紋圖的透雕玉器甚多。此期多以鐵質實心鉆帶動解玉砂直接進行鉆磨鏤空，省去鉆切法的第二步“拉切”，這可視為鉆切法之簡化特例。所以遼代玉器鏤空邊緣上常有鉆頭留下的圓柱形凹痕和不規則的螺旋紋。鏤空形狀不規則，邊角圓鈍，不及戰國玉器鏤雕處爽利，鏤空部位面積小。如內蒙古翁牛特旗解放營子遼墓出土的一件玉飛天（圖6），玉質青白，半透明。飛天臉為男形，頭頂云冠，上身裸露，裳長似裙托于身后，跣足，雙手于臉前捧一物，肩披繚繞的彩帛。片雕和鏤雕巧妙結合，通過幾個略呈三角形的鏤空，將身體與彩帛的輪廓清晰地凸顯出來。

金元時期，玉器的鏤雕工藝又有了新的發展。此期鏤雕玉器多為多層鏤雕和立體鏤雕工藝制作的帶飾、爐頂（或帽頂）。紋圖常為反映北方少數民族捺缽制度的“春水”、“秋山”之類題材。深層立體鏤雕工藝，多在圓柱體的玉料上雕琢，鏤雕的紋案不僅層次豐富，而且可多角度表現，視覺上的立體感很強。吉林省扶余市風華鄉班德古城出土的一件蓮鷺紋玉爐頂（圖7），是目前所知出土品中年代最早的深層立體鏤雕玉器。長5～6厘米，高6厘米，乳白色。整器呈饅頭狀，主要采用鏤雕、浮雕、圓雕等工藝雕刻鷺鷥、蓮花、蓮葉圖案，鏤空圖案繁縟密集，層層遞進，紛繁錯落，立體感極強。鏤雕玉帶飾如江蘇無錫元代錢裕墓出土的“海東青擊鵠”玉飾（圖8），長8.3厘米，寬6.7厘米，厚2.2厘米，青白玉質。表面圖案凹凸起伏有致。正面鏤雕荷蓮、水草為襯底，一只天鵝穿行躲藏于枝葉交錯的水草中，上方一只海東青落于荷葉之上，欲啄鵝腦。這件作品內容豐富、構圖飽滿，有強烈的浮雕感。元代進行鏤雕制作，多以鐵質實心鉆與線具從不同角度進行鉆孔和拉切。由于此期多不整修和拋光玉器的內部細節，所以圓柱狀鉆凹痕與“M”形線鋸痕被完整地保留下來，鉆切痕跡棱角分明，頗見力度。

明清時期的鏤雕工藝集歷代之大成，傳統的單層、多層、立體鏤雕被發揮得淋漓盡致。鏤雕玉器種類豐富，常見的有片狀玉佩、嵌飾、帶飾、爐頂等。明中期出現的分層鏤雕工藝，又稱“花下壓花”技法，是指在片狀玉器上鏤雕出上下兩到三層不同圖案的一種鏤雕技法。“花下壓花”的紋飾由底紋與上層主題紋圖組成，底紋縝密，與上層主題呈兩重分布，層次分明，具有較好的透視感。如上海浦東東昌路明墓出土的嬰戲紋玉嵌飾（圖9），此器作雙層鏤雕，底層鏤雕窗欞圖案，上層浮雕七個形態各異的童子。再如江西南城明益王次妃墓出土的麒麟紋玉帶飾（圖10），器內紋飾主要以鏤雕工藝表現，上層為一麒麟展翅行走以及牡丹花等圖案，下層為纏枝蔓草紋。

宋元以及明早期的多層鏤雕工藝與“花下壓花”技法的區別在于構圖目的和效果之不同。前者的“多層”所表現的諸如龍鳳穿于云中、走獸行于山林、花鳥相互襯托之類。各層紋案多穿插交錯，聯系緊密，下層紋案是主題圖案的延伸。此外多層鏤雕玉器圖案所表現的天地很廣闊，極具深景感。后者之“分層”只是雕琢出上下兩種不同的圖案，下層的錦地紋僅僅起到陪襯作用而已，與主題紋圖聯系不大，立體感稍弱，且結構意境無深遠之感。可見，“花下壓花”技法實則是多層鏤雕技法的簡化。

明末和清代最常見的鏤雕玉器，當屬單層紋圖透雕玉佩。其主要以鉆切法制作，工藝痕跡有以下特點：鉆孔多位于拉切之首末兩端和造型轉角之處，呈“U”形，孔壁有不規則的螺旋紋。線具拉切的痕跡為趨于垂直玉器表面所在平面的縱向線痕，拉切痕截面呈不規則的“M”形。由于工具的相對落后以及拉切時用力的不均，鏤空處多有臺階狀痕跡，拉切痕之間也常有錯位疊加現象。

玉器鏤雕工藝，起源于新石器時代，發展于殷商西周時期，在戰國、漢代達到第一次高峰。宋代是其發展的一個拐點，自新石器時代以來的單層紋圖鏤雕（即透雕）開始向多層發展，鏤雕工藝在金元時期達到頂峰，形成了深層立體鏤雕工藝。明清兩朝的鏤雕，大多是對前朝的繼承、模仿，技術上的發展和創新較少，逐漸式微。以砣磨鏤空者，多見于新石器時代，宋代以后對窄縫狀部位的鏤空也多以砣具磨制，鏤空處有釬砣磨制的半月形痕跡（圖11）。相比砣磨，鉆切法在玉器制作史上更為常見，是鏤雕的主流技法，多層鏤雕和立體鏤雕玉器的制作技法是其技術上的延伸（圖12）。這兩種技法的結合進行鏤雕的情況也不鮮見，宋至清代玉器鏤空處常有鉆孔、切割和砣磨疊壓的痕跡。

鏤雕，幾乎貫穿了整個古代玉器制作史，是重要的玉雕技法。為此，熟悉和掌握歷代玉器鏤雕工藝風格以及工藝痕跡的特點，對于古代玉器的斷代與辨偽，無疑是大有裨益的。